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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形式主義者堅持認為，“法律推理應立基于客觀事實、明確的規則和邏輯來決定法律所要求的具體行為。假若法律這般運作的話，無論誰來從事法律推理都將能得出同樣的裁判結果。”這是由一群法治完美主義者所秉承的純真的司法理想，他們堅信法官只要忠實地遵守法律和科學地堅持邏輯推理，就總能輕易地獲致正確的司法判決。法官充當著自動售貨機式般的角色，無論何種案件投置其中另一端便可輸出判決，也難怪有人譏諷其為“機械法理學”。

　　然而，這種追求形式邏輯一致性的法律思維一旦遭遇“問題案件”運作起來就會出現困難。如果堅持硬性地形式推理也總能導出一個裁判結果，但有可能是一個危險甚至荒謬的判決。由此某種程度上也暴露了這一司法理想的軟肋所在，它旨在通過形式理性最大限度地追求法律確定性和客觀性，然而在一些非常規案件中卻似乎無“用武之地”，以至于無法獲得上述法律的美好價值。

　　正是法律形式主義的這種概念主義、科學主義、僵化主義以及疏離現實生活的種種弊病，使得其面臨著來自懷疑主義者的諸多挑戰和質疑。正如波斯納所指出的，“你必須解釋，作為司法決定的副產品創造出來的法律原則，何以可能獲得相當于立法制定出來的規則具有的那種政治合法性?運用歸納法從案件中引申出原則，這兩者之間留下了一個‘實然’與‘應然’的鴻溝;而且在一個社會條件迅速改變時期，這種時代的定論可能很容易受到質疑。”你方唱罷我登場，于此情形作為對法律形式主義反動和顛覆的懷疑主義理論出現了。

　　法律懷疑主義者開始摒棄先前由形式主義者所推崇的完美法律觀，并指出形式邏輯的有限功用性，指望通過簡單的三段論推理去獲取關于一切案件的裁判結果，不僅是徒勞的而且簡直就是幻想。他們不僅對形式邏輯的推理持懷疑主義態度，甚至也懷疑過去的政治決定本身，因而固守著一種“沒有法律也沒有權利”的法律觀，并公開宣稱法律不過是法官在法庭上將要做什么的預測而已。在筆者看來，疑難案件恰恰成了法律懷疑論者用來攻擊和詰難形式主義者的一個堂皇的標靶。

　　也有學者認為疑難案件的出現正是20世紀中后期西方社會的所面臨的司法危機的重要體現，“就是由于大量疑難案件(比如勞工訴訟、公益訴訟、環保訴訟、精神損害訴訟等等)被提交法院面前要求解決，而舊有的法律由于跟不上社會時代的步伐而在立法內容與立法觀念均顯現出滯后性(立法內容的滯后性體現為法律漏洞、立法觀念上的滯后性體現為法律錯誤)，加上法律語言自身存在的開放結構而產生的語言模糊地帶，均導致了法院的裁判可能會面對與形式法治所標榜的法安定性價值相沖突的法律不確定性危機或司法的內部正當性危機。”

　　疑難案件的出現絕非偶然現象，而在其背后則是一系列復雜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并最終使之進入法院裁判和學者們討論的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主要是在一般意義上或法理學的層面上審視疑難案件的成因，因此事實上無論如何復雜和疑難的案件都不屬于我們討論的嚴格意義上的疑難案件，這一點學界基本已成共識。那么，我們接下來便細致分析疑難案件的具體成因。